今年是中国话剧诞生百年，也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、上海“孤岛”时期“四大导演”之一的朱端钧先生诞辰一百周年。
恩师朱端钧（1907－1978）于1921年由浙江余姚来上海读书，1927年转入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，选修戏剧等课程，并加入洪深主持的“复旦剧社”。出人意料的是，选修的科目竟成了他的终身职业，而“复旦剧社”这样一个业余剧社竟把戏剧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。初出茅庐的他，在洪深的指导下出色地编导了多部戏剧，很快就能独立主持“复旦剧社”了。这段时期他还译介了许多国外名家的剧作与戏剧理论。当时他执导的最轰动的话剧，就是由洪深编剧、袁牧之主演、欧阳山尊任灯光设计的《五奎桥》。
1930年，朱先生参加“左翼戏剧联盟”，结识了夏衍。1938年“孤岛”时期，他加入由地下党员于伶担任社委会秘书的进步戏剧组织“上海剧艺社”，与顾仲彝、黄佐临、李健吾、陈西禾、石挥等编导、演员汇聚一堂。从这时到抗战胜利，直至上海解放，他几乎执导了那一年代中国所有著名剧作家的作品：曹禺的《家》《雷雨》，田汉的《南归》，郭沫若的《孔雀胆》，陈白尘的《大地回春》，李健吾的《云彩霞》，夏衍的《离离草》《芳草天涯》，丁西林的《妙峰山》，吴祖光的《少年游》，吴琛的《钗头凤》，于伶的《夜上海》等。他与黄佐临、费穆、吴仞之同被誉为海上“四大导演”。
具有赤子之心的朱先生热烈迎接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。解放后他一直在上海戏剧学院从事戏剧教育工作，担任篮彩购买app教务长、副院长，兼表演系主任，还领导着上海青年话剧团。他一生共执导过九十多出戏，其中最为辉煌、完美的，当属他解放后的作品，其中有《桃花扇》《关汉卿》《上海屋檐下》《年青的一代》《战斗的青春》《曙光》《雷雨》《吝啬鬼》等优秀话剧，还有《星星之火》《蝴蝶夫人》《秋瑾》等沪剧和越剧。
综观朱先生的艺术道路，戏剧的民族化是其最显著的特点。探索戏剧民族化的导演，北有焦菊隐，南有朱端钧。朱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，有深厚的国学底蕴，谙熟中国戏曲的艺术手法，同时又有中国古典诗词与绘画造诣，这使他在创作过程中常能以诗一般的民族语言加以形象、准确的概括提炼，以山水画般的写意手法展示舞台形象、组织舞台事件。他一贯厌恶表面的五光十色与虚张声势，他的作品深邃含蓄，朴素淡雅，清新细腻，但同时又浑厚大气。他把话剧艺术规律归结为“两把尺子”：一把是生活的尺子，一把是舞台法则的尺子。生活是基础，但又要符合舞台规律，才能成为艺术创造。他讲究“体验”，同时又非常重视“体现”，强调铺垫、渲染、泼墨堆金的手法，反对平铺直叙、无重点、无高潮。诗化、写意的艺术整体观，加上关键处的浓墨重彩，“丽阳春以烟景，赋大块成文章”，使他的《桃花扇》中李香君的“绝侯”、《蝴蝶夫人》中巧巧桑的出场、《星星之火》中母女的对唱、《曙光》中为屈死的英雄的送葬等，都成了民族化戏剧中令人拍案叫绝、经久难忘的场景。尤其是《关汉卿》中“双飞蝶”那一幕，使他与田汉一起，成为了观众和剧评家眼中的“戏剧诗人”。
朱端钧先生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和戏剧教育家。1950年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入学时就经常遇见朱先生，后来有幸成为他的学生。他温文尔雅而又气度不凡，外表文质彬彬，内心充满激情。我亲身经历了他为我们排戏的过程，他的课使我终身受益。我们三年级时，他给我们排演独幕剧《妇女代表》，这成了表演系教学的经典。他指导我排演的《八一风暴》，开创性地让南昌大旅社的大厅撤去了墙壁，变成四根大柱子，又把敌人的官邸也简化成一个古典的拱门，渲染开放的、四面八方而来的革命风暴的力量，强化敌人十面埋伏的紧张气息。在当时，绝大多数人对话剧舞美的认识还停留在写实阶段，朱先生却有这样超前的突破舞台空间的意识。这使我读懂了他说过的话：要从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，才能成为其艺术创造。
朱先生在“十年浩劫”中遭受了残酷的迫害。但他一俟“文革”结束，就又以极大热情投入到恢复戏剧教学秩序的工作中去。他分秒必争，没有时间用于撰写回忆录，全身心投入戏剧实践，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中国的大讨论，也为师资的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，在加紧排戏的同时，他写下了《导演技巧对话》《舞台创作技法》《论导演艺术》等宝贵的论著。他敞开家里的大门，热情欢迎艺术交流与切磋，他的家成了吸引求知者的磁石。
1978年11月7日下午，朱端钧先生在排完《雷雨》，从排练室蹒跚步出时，骤然倒下，从此长眠不起。他终于实践了他的“死也要死在排演场上”的誓言。
“高山石来声传谷，沧海云流波满湾。”这是朱端均先生咏黄山诗中的句子。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，一部分艺术转而与娱乐、时尚以及商业利润紧密联系起来。在追求艺术的市场定位的同时，当今的艺术家是否也应在内心深处保留一块“高山石来”的净土？毕竟，撼动心灵、长盛不衰的艺术作品是需要创作者的一种献身精神的。上世纪三十年代，朱先生曾以这样的话与“上海剧艺社”同仁共勉：“人不单是靠面包而生活的，我们不单为面包而演剧。”在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，这句话依然值得铭刻在我们每一位艺术工作者的心中。
（作者：陈明正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，戏剧导演艺术家）
